儘管在唐代以前，也出現過若干被後世視為「女俠」的女性，如為父報仇的龐娥，以及為鄉里除去巨蛇之害的李寄，但是在當時並沒有賦予「俠」的稱號。即使在唐人小說中，已經出現了許多擁有精奇的道術能力，也活躍在社會舞台上的女性，如紅線、聶隱娘之流，還是未被冠以「俠」名。
女俠的出現，通常具備兩項必要條件後，才會開始引人矚目，一是活動範圍從家族拓展至外在社會；另一是所擁有的能力，足以因應外在社會的變化。因此，女俠的出現就載籍而言，是從宋代開始，而在明代中葉以後蔚為大觀。
明代是中國女性逐漸擺脫以劉向《列女傳》的「道德」為婦女典範，開始着重其社會功能的階段。婦女的活動空間擴大，其所學也漸趨廣闊，女性的能力，尤其是「智能」、「藝能」備受重視。這點，從明代許多有關婦女的傳記和合集中大量出現便可以窺出，其中婦女如何以其智能幫助以男性為主的社會，更是關注的焦點。當時的文人，開始用原本只適用於男性且帶有濃厚陽剛氣味的「俠」字，轉用以形容女性。萬曆年間，徐廣的《二俠傳》首創「女俠」的名目，而與「男俠」並列；鄒之麟的《女俠傳》，更破天荒以「女俠」為書名，可見其受關注的程度。
鄒之麟的《女俠傳》，分為「游俠」、「義俠」、「任俠」、「豪俠」、「節俠」、「劍俠」六大類，領銜的字眼都是常用於形容男俠。儘管鄒之麟巧妙地用轉換詞義的方式，重新為這些字眼作定義，也不免包括傳統對婦女「節操」的道德要求，還是未能真正樹立女俠的獨立形象，但這無疑是個重要的里程碑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《二俠傳》、《女俠傳》中，都出現了不少「妓女」，這是別具意義的。妓女的身份是相當尷尬，在道德上通常有較大的訾議，但也正因其身份上的便利，使其相較於一般家居婦女有更大的活動空間，尤其是其生張熟魏、送往迎來的生活方式，讓她們能面向更廣大的社會中形形色色的人物，也易於濡染到原本專屬於男性的俠客風度。所以在載籍中第一個「以女俠自命」的，就是萬曆年間金陵的名妓薛素素。此外，我們從明末馮夢龍的《情史》中，〈情俠〉類人物中也出現不少妓女，而且由妓女出身的柳如是，在她編纂《列朝詩集小傳》裏的女性詩人傳記中，也屢屢強調這些妓女的「俠氣」。在明末、清初的小說中，妓女王翠翹的故事之所以膾炙人口，正可以作為明證。